皇太极虽已意识到儒家文化的重要作用，但这一时期的军事战争和内部各派的权力斗争都在激烈的进行，巩固新政权才是当务之急。

清冷枚、张若霭养正图书合册（局部） 绢本设色 纵三二·二厘米横四二·三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此套册页共十开，画面内容皆为历代贤明君主的故事绘画部分由宫廷画家冷枚绘制，对题由张若蔼书写对应故事情节的文字。两者配合，图文并茂，能够起到以史为鉴、以图育人的教育目的。皇子们观摩此册，意在学习为君之道

因此，皇子教育制度仅仅处于草创阶段。皇太极去世后，五岁的福临被拥立为帝，多尔衮摄政。

康熙皇帝即位时情况亦然。康熙皇帝即位时不满七岁，加之顺治皇帝在皇子教育问题上并无更有效的实践，使得康熙皇帝在皇子时代缺乏系统的学习。

「奉圣祖母慈训，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矩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无敢越秩，少不然，即加督过，赖是以克有成。」清前期的皇子教育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

在这种情况下，开经筵势必成为朝中满汉大臣所关注的焦点。顺治皇帝即位后，就不断有大臣纷纷上书请开经筵。康熙朝亦如此。

顺治十八年（1661年），康熙皇帝刚刚即位尚未改元之际，就有大臣迫不及待地要求开经筵，之后陆续有满汉大臣提议，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熊赐履。

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熊赐履上《应诏万言疏》，其中提出择选儒臣侍皇帝左右以备顾问，「启沃宸衷，涵养圣德」，尤其强调研习《大学衍义》，「《大学衍义》尤为切要下手之书，其中体用包举，本末贯通，法戒靡遗，洪纤毕具，诚千圣之心传，百王之治统，而万世君师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

《钦定大清会典图》中记载的经筵位次图图片转引自《钦定大清会典图》卷二十七“礼二十七·朝会二”

顺治、康熙初年满汉大臣对开经筵的请求，一方面是清初汉族大臣对于满族皇帝接受汉族儒家文化的一种迫切心理的反映，另一方面，朝中大臣认为皇帝幼年即位、教育阙失，亟待依靠经筵进讲来弥补不足。

顺治皇帝亲政后，也逐渐意识到了儒家文化对于佐治理的重要意义，他最终也不得不感叹儒家文化的魅力之所在：「天德王道，备载于书，真万世不易之理也。」

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顺治皇帝作《资政要览》，并亲自作序，他在序言中十分推崇儒家经典。顺治十四年九月，清代首次经筵在保和殿举行。

此后，直至顺治皇帝去世，经筵都能做到如期举行（分别在顺治十五年的二月、八月，十六年的三月、八月，十七年的三月举行）。

康熙皇帝则更加重视经筵制度。康熙九年（1670年）十一月，经礼部议定，经筵参照顺治十四年例，每年分春、秋两次举行，定于次年二月十七日午时首开。

从康熙十年开始，直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的十五年间，经筵制度进入了鼎盛期。康熙皇帝勤勉好学，对开经筵呈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清缂丝御笔养正图诗册 故宫博物院藏《养正图》又称《圣功图》，是带有启蒙教育性质的作品，明、清两代均有绘制

康熙皇帝对日讲也十分重视，他于康熙十二年下令：此后寒暑不必辍讲，将日讲变成了他日常的功课，甚至出行、战事期间亦不间断。

康熙二十四年四月，翰林院官员因昼夜撰写讲章仍赶不上康熙皇帝的进度，便奏请稍缓进讲，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进呈讲章。

这一时期的经筵讲求实效、重视实际内容。康熙皇帝多次表示反对经筵官空谈：「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实行，不徒空谈耳。」

原文作者：许静（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研究馆员）原文来源：《紫禁城》2019年8月刊《清代皇子教育对经筵的影响 》（因篇幅有限，原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