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1902—1962），河北永清人，著名历史学家。1940年，出版《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以“探究中华民族盛衰的轨迹和原因”。上编有五篇文章，分别是《中国的兵》、《中国的家族》、《中国的元首》、《无兵的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两周》，都是在抗战前发表的，是雷海宗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批评，具有极高的可读性。

下编有两篇文章，写于抗战开始以后，“可耻的景象虽不可免，但著者仍认为前途是光明的”。比如：“两千年来，中华民族所种的病根太深，非忍受一次彻底澄清的刀兵水火的洗礼，万难洗净过去的一切肮脏污浊，万难创造民族的新生。”附录有五篇文章，可以从多个侧面更好地了解作者的学术思想。下面，我们主要分享上编的文章。

春秋时代是上等社会全体当兵，战国时代除了少数以三寸舌为生的文人外，是全体人民当兵，现在（西汉初期）上等社会不服军役而将全部卫国的责任移到贫民甚至无赖流民的肩上。

汉武帝时代武功的伟大是显然的，是人人能看到的。但若把内幕揭穿，我们就知道这个伟大时代是建筑在极不健全的基础之上。汉代的问题实际是中国的永久问题，东汉以下兵的问题总未解决。两千年来的情形，骨子里都与东汉一样。

中国两千年来社会上下各方面的卑鄙黑暗恐怕都是畸形发展的文德的产物。偏重文德使人文弱，文弱的个人与文弱的社会难以有坦白光明的风度，只知使用心计：虚伪、欺诈、不彻底的空气支配一切、使一切都无办法。

春秋以上是大家族最盛的时期，战国时代渐渐衰微。汉代把已衰的古制又重新恢复，此后一直维持了两千年。东汉以下两千年间，大家族是社会国家的基础。

两千年来的中国只能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一个具有松散政治形态的大文化区，与战国七雄或近代西洋列强的性质绝不相同。近百年来，中国受了强烈的西洋文化的冲击，汉以下重建的家族制度以及文化的各方面才开始撼动。时至今日，看来大家族的悲运恐怕已无从避免。

在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伟人或朝代似乎总是敌不过旧势力的反动，总是失败的。一度大乱之后，汉朝出现，天下才最后真正统一。从此以后，中国的历史只有这两条路可走：可说不是民不聊生的战国，就是一人独裁的秦、汉。永远一治一乱循环不已。

一切宪法的歧异与政体的花样不过都是门面与装饰品而已。换句话说，政治社会生活总逃不出多数（平民）为少数（特权阶级）所统治或全体人民为一人所统治的两种形式。

两千年间，变动虽多，皇帝的制度始终稳固如山。但近百年来的西洋政治经济文化的势力与前不同，是足以使中国传统文化根本动摇的一种强力。

朝代交替的原因或者很复杂，但主要的大概不外三种，就是皇族的颓废、人口的增长、外族的迁徙。皇族的退化只是天下大乱的一个次要原因。由中国内部的情形来讲，人口的增长与生活的困难恐怕是主要的原因。由外部的情形来讲，气候的变化与游牧民族的内侵是中国朝代更换的主要原因。

历代人口过剩时的淘汰方法，大概不出三种，就是饥荒、瘟疫与流寇的屠杀。中国虽屡次被征服，但始终未曾消灭，因为游牧民族的文化程度低于中国，入主中国后大都汉化。只有蒙古人不肯汉化，所以不到百年就被驱逐。

鸦片战争以后，完全是一个新的局面。新外族是一个高等文化民族，不只不肯汉化，并且要同化中国。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曾遭遇过的紧急关头，唯一略为相似的前例就是汉末魏晋的大破裂时代。

中国民族与文化的衰征早已非常明显，满人经过二百年的统治之后，也已开始腐化。在政治社会方面，不见有丝毫复兴的希望；精神方面也无一点新的冲动。在这样一个半死的局面之下，晴天霹雳，海上忽然来了一个大的强力。西洋有坚强生动的政治机构，有禀性侵略的经济组织，有积极发展的文化势力；无怪中国先是莫测高深，后又怒不可遏，最后一败涂地。

文德的虚伪与卑鄙，当然不好；但纯粹武德的暴躁与残忍，恐怕比文德尤坏。我们的理想是恢复战国以上文武并重的文化。

凡不终日闭眼在理想世界度生活的人，都可看出今日的大势是趋向于外表民主而实际独裁的专制政治。

每到剧变的时代，我们都可遇到同样的三种人：为旧制辩护的人，反对旧制的人与逃避现实的纠纷的人。